“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年生,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艺术、历史与文化学院"爱德华.泰勒讲座教授",英国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院士。伊格尔顿是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先后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任教,曾任牛津大学"托马斯.沃顿讲座教授",他的著作已有10种中译本,其中《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之后》等在我国学术界有广泛影响。伊格尔顿的近期著作包括:《生活的意义》(2007)、《怎样读诗》(2006)、《神圣的恐怖》(2005)、《英国小说:一个导论》(2004)、《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2002)、《文化的观念》(2000)、《后现代主义幻象》(1996)以及《文学理论导论》第三版(2008)等。2008年5月2日,正在曼彻斯特大学从事访问研究的南京大学文学院王杰教授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语系徐方赋教授在伊格尔顿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了学术访谈,应《文艺研究》编辑部的要求,现将访谈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世界文学的“计算批评”——莫莱蒂的远距离阅读新论
莫莱蒂批判“细读”以神圣方式对待少数经典文本，倡导以“远距离阅读”把握世界文学的大量财富和多样性。远距离阅读致力于文本关系，并将其转变为数据，以建构抽象模型。莫莱蒂试图通过掌控庞大的数据材料，实现更大规模的知识生产，从而在更大的地理规模和历史系统中观察文学的运行状况。由此，世界文学在远距离阅读中被图表化了：数量图表、空间图表、形态图表等。某种程度上，莫莱蒂的文学社会学是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回应。同时，在阅读理论的革新中，远距离阅读可谓独树一帜：莫莱蒂拒绝被划入“数字人文”这一“伞状术语”的阵营，而称自己的研究路径为“计算批评”。
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概念的批判性重构
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是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具体分析各种不同的生活世界概念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基于普遍语用学立场从“文化-社会-个性”三个层面对生活世界概念进行了批判性重构，不仅阐发了生活世界结构要素与生活世界再生产过程，而且揭示了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的“互补关系”,以及生活世界再生产过程为生活世界结构要素获得所作出的贡献，从而为自己提出“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提供了前提条件。尽管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并不足以揭示后期资本主义危机之根源，甚至还有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嫌疑，但哈贝马斯基于普遍语用学立场重构生活世界概念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从而使得生活世界概念在哈贝马斯社会哲学中获得了特殊意义。
陈太胜：重新定义文学批评——伊格尔顿新世纪的批评转向
从将文学视为没有自己“本质”的体制性产物，到将文学视为有其“核心属性”的事物，体现了伊格尔顿批评观念自新世纪以来的明显转变。伊格尔顿重新定义了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政治批评”和“修辞批评”概念。理想的文学批评是对“形式”和“主旨”的双重关注，既关注作品本身的文体因素，又牵涉道德(政治)评价，而且，还必须是通过“怎么说”来评判“说什么”。在这样的批评中，文学被视为“事件”或“策略”,其本身被视为审美的“道德实践”形式。
王瑜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空间转向
时间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问题,时间性构成了文学的逻各斯先验样态。文学时间叙事贯穿着因果逻辑和线性思维方式,从而步入历史决定论和进步论的窠臼,其背后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逻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越来越多地从关注时间转向关注空间。文学空间不仅是作者创作的场域,更是社会实践和价值判断的对象化载体。文学空间的生产蕴含着变革的力量,它不断影响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行为空间。空间批评理论、文学地理学、文学绘图等理论,组成文学空间批评理论谱系。该理论谱系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呈现出传承、质疑、超越、创新的多重关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空间转向,呈现出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新研究领域层出不穷、时间和空间相融合等趋势。
石敏 ｜论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生产观
马克思主义是伊格尔顿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思想来源与理论基础，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引导下，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逐渐凸显了意识形态分析的批评策略。他从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出发，将“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两种范式相结合，提 出了新的文学意识形态生产观的解释模式。在具体分析中，伊格尔顿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将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放置在与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场域中进行研究，力图在揭示文学作品内容和结构的同时，映射出意识形态所隐藏的政治权力斗争。
波琳·琼森著 高琼 译：阿尔都塞论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文章在一定限度内构成了一种同质的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69）一文补充并重新表述了其早期《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1963）一文中的核心论点，但并没有反驳它。不过，这两篇论文所试图解决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存在重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