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成广 ｜ 论艾尔雅维茨的“文化政治”美学主题
艾尔雅维茨的“文化政治”美学主题主要体现在：一，从“他者”与“自我”的裂隙中考察“东欧”特定时期艺术“言说”的现实境遇和主体化努力，彰显艺术美学话语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政治”意图；二，从“全球”与“地方”的差异出发，认为当今艺术概念具有普遍化的遮蔽性，应坚持艺术的“去普遍化”功能，同时指出在全球化语境中，美学与艺术正在走向合一，美学具有“地方性”“去中心化”“去总体化”等后现代特征；三，以“先锋派”为例揭示出艺术、美学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认为“先锋派”以介入现实、融入政治、引领革命的姿态发挥着艺术的公共实践性，延续并扩展了“文化政治”传统。
朱鸿旭：论亨利·瓦尔德对当代符号文化的批判
作为罗马尼亚战后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杰出代表，亨利·瓦尔德广泛吸收和借鉴了卡西尔、苏珊·朗格、亚当·沙夫和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思想，对当代符号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当代文化中语言符号的危机：一是非理性思潮对作为理性承载的语言符号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非理性主义将语言视为通向真理之途的障碍或遮蔽，试图超越或取消语言符号；二是大众媒介时代新的视听传播手段所构成的图像认知模式对语言符号的感知方式所形成的强烈冲击，使文字阅读让位于图像观看，思考臣服于感觉，深度感知被替代为平面感知；三是符号的空洞化和无限增殖导致了符号意义的丧失，日益沦为对当下世界的感性化的即时反应，从而可能使符号退化为信号。他对当代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大众媒介和消费文化进行了深入反思，认为作为人类理性根基的语言符号面临着被取消和被替代的威胁，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人的批判精神与创造性思维的消泯，最可怕的不是机器超过人类，而是人类变成了机器。在他看来，语言符号始终是人类理性与情感相互融合的领域，语言符号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整体性生活的危机，走出这种危机的根本途径是重新确立人的理性、情感、道德、审美之间更高层次的平衡。
何宝峰：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基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赫勒的考察
自由、平等、正义、理性等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曾被学者们视为社会的基础性价值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赫勒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赫勒认为现代社会是偶然性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现代社会的人是双重偶然性的个人。以此为基础，她认为自由和生命是现代社会的两个终极的普遍价值。现代社会的一切价值争论、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从最终意义上都源于这两个价值。平等和理性不是最终的普遍价值，因为平等是以自由和生命为前提条件的价值，它以平等的自由和平等的生命机会为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而理性只是一种程序性价值，通过理性程序，我们使以自由和生命为最终价值构建的规范和规则生效或失效。正义也是在自由和生命这两个普遍价值基础上推导出来的，而不是相反。以自由和生命为首要的价值追求可以有效反对各种虚无主义，真正维护人的基本自由和生命权利，避免战争和暴力冲突；同时还可以为有效地反对自然法理论、解决关于正义问题的争论提供理论基础；实践中是对于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直接入侵他国的强权政治的强有力批判和揭露。
刘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捷克的传播与接受——以布拉格汉学派为中心
以普实克为代表的布拉格汉学派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率先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了翻译和阐释。普实克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与布拉格结构主义理论，坚持历史实证主义和“中国本位”立场，从《讲话》及延安文艺诞生的社会现实语境出发，分析并肯定了《讲话》对文艺的社会功能、实践品格的强调。普实克与米列娜还强调了延安文艺对中国古代民间通俗文艺传统的批判性传承，包括文学语言、文学结构与现实主义倾向等方面，体现了布拉格汉学派的结构主义功能观、整体观，文艺的人民性、大众化立场，以及现实主义审美倾向。尽管不乏误判，但布拉格汉学派对《讲话》的阐释、对延安文艺作品的发掘和分析仍具有先导性和深刻性，对深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张成华 ｜ 中国阐释与阿格妮丝·赫勒美学思想的定型
相较卢卡奇对美学的重视，卢卡奇的学生阿格妮丝·赫勒却相对较少的讨论美学问题。赫勒有美学方面的著述，不过，总体上看，她的美学思想是在中国阐释中定型的。20世纪90年代衣俊卿等学者为回应和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翻译和阐释了赫勒的《日常生活》等著述；此后，傅其林等学者基于自身的学科背景挖掘并阐释了赫勒思想的美学方面，并基于对其美学的阐释切入对赫勒整体思想的研究。中国学者先于赫勒本人及其国外研究者发现并阐释了赫勒的美学思想。同时，中国学者对赫勒美学思想的研究在赫勒那里得到回应和确证。2007年和2018年，赫勒两次来中国。由于朱立元、傅其林等邀请者的学术背景，赫勒在中国留下的文本大多是关于美学的。在这些美学文本中，赫勒确证和发展了自己的美学思想；同时,通过这些美学文本，她也确证了中国学者对其美学阐释的正当性。至此，中国学者与赫勒本人在美学上完成了相互成就、相互确证。当然，赫勒的思想之所以成为中国学界的在场性存在，是因为其对人的生存的关注。赫勒对人的关怀及对人的生存境遇的阐述吸引并激荡着研究者，回应着研究者对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问题的追问。中国学者与赫勒一道将其美学思想引入其思想的核心。
刘灿 ｜ 生命政治·自我关怀·伦理美学——赫勒对福柯思想的批判性吸收
米歇尔·福柯与阿格妮丝·赫勒同为20世纪下半叶重要的哲学家，前者曾对后者的理论转型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具体呈现于生命政治与伦理美学两大问题维度。福柯后期思想有着明显的伦理转向，他将自我关怀列入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处方中，并创造性地引入了“生存美学”这一概念，据此生成了一种带有美学形态的自我伦理学。赫勒将生命政治与伦理问题关联思考，尤其重视福柯的自我关怀理论。她提出了一种注重个体自主选择的个性伦理学，强调情感操持这一主体对自身的感性实践，指认美是伦理的固有内容而非装饰。从福柯的生存美学到赫勒的个性－伦理美学，二者皆将目光聚焦在伦理主体的感性生成方式上，为重建伦理主体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审美路径，也为当代伦理学与美学的双向互动提供了一种新范式的转换契机，共同推动了当代美学的伦理转向。
赫勒和费赫尔的生命政治理论及其美学意义
赫勒和费赫尔的生命政治理论从"解放身体这一现代性承诺的失败"中,得出"生命政治是身体的政治化"这一观点。生命与自由两种价值的冲突是其生命政治理论的张力所在。他们表达了对极权主义组织滥用生命权或自由工具化的担忧。赫勒认为生命政治的起点是日常生活,主体在其情感操持中蕴含了寻求差异的伦理诉求,同时需要警惕作用在人们感性需要层面的独裁。赫勒和费赫尔的生命政治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显现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美学路径,为当代美学政治转向提供了新的理论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