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学胜｜论齐格蒙特·鲍曼对现代性道德筹划的“后现代透视”
鲍曼揭示了现代性道德筹划的危机，并通过对现代性道德筹划展开“后现代透视”，提供了一种“为他者考虑”的责任伦理学，既体现了后现代主义伦理学的一般特征，也体现了与多数破坏有余而建构不足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差异。其思考延续了启蒙现代性的自由精神，也将启蒙现代性的诸实践后果如多元、差异、不确定性、偶然性等加以主题化，契合了时下人们的精神生活状况，具有诸多值得肯定之处；但由于其存在拒斥普遍共识、止步于思想方式变革以及寄托于不确定性的“良心”等缺憾，对于走出现代性道德困境而言，其方案的实践效力仍十分有限。
温权 崔晋｜劳动实践本体论的“价值”原则考辨——从布达佩斯学派的质疑和卢卡奇的可能回应谈起
承袭唯物史观的微言大义，勾勒劳动实践本体论的基本意涵，本是卢卡奇晚年苦心孤诣而未竟的理论事业。但其直系弟子组建的布达佩斯学派，却对卢卡奇有关“价值”范畴的系列论断心存芥蒂，并以“不同的对象性形式何以证成普遍的价值原则”为引，别裁现代社会中个体的主体性形象。殊不知，这恰恰构成布达佩斯学派误读卢卡奇为何最终选择用“劳动实践本体论”,而非“历史本体论”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因应。其中，不仅潜藏对话双方的政治旨趣开始分道扬镳的思想端倪，更涉及布达佩斯学派诸成员在日后悖离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实践诱因。鉴于此，立足“价值”范畴，在复现布达佩斯学派对卢卡奇晚年哲学谋划的“犹疑心态”之余，再以后来者视角合理续写卢卡奇本人的“可能回应”,就不失为蠡测二者思想纠葛，继而臧否各自得失的有效途径。
温权｜克尔凯郭尔与赫勒对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出走
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格妮丝·赫勒深受克尔凯郭尔哲学的影响。她曾反复援引克尔凯郭尔的思想遗产，试图从伦理学视角对其进行诠释和重估，甚至颠覆马克思的经典论断。参照赫勒本人的学术创作轨迹，这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溯源至20世纪70年代，赫勒即立足于克尔凯郭尔的“个体”概念，把人类返诸本己的道德需要而不是面向外界的物质生产当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旨，期望用凸显个体内在生存的价值伦理学重估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人类学叙事；辗转至80年代，为明确个体自由的前提和限度，赫勒又从克尔凯郭尔的“选择”理论入手，围绕个体必须服从永恒道德权威的一般伦理学原则，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自觉瓦解为人类发乎本心的道德自律；步入90年代，当赫勒告别激进普遍主义的宏大叙事，转借克尔凯郭尔“跳跃”说的微言大义，别裁现代社会中偶然的特殊个体必须面对的普遍命运时，她便暗示：受压迫群体与其遵循马克思的革命实践论改变周遭的不合理现实，不如投身于个性伦理学，成为见证超验至善的“好人”。见微知著，按照价值伦理学、一般伦理学以及个性伦理学的出场次序，赫勒对马克思主义的出走本质上是向抽象人性论的复归，而这恰恰折射出她从憧憬社会主义蓝图到屈服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复杂心路历程。
卢正兰｜“反生成”论_卓菲娅·丽莎的音乐作品观探析
卓菲娅·丽莎最早对传统“音乐作品”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在批判过程中建构了自己开放而富有前瞻性的音乐符号学观。传统的音乐作品观,把音乐作品,看成一个“生成 现象文本”过程。即从音乐家的创作草稿,到乐队的排练,到表演家的演出,形成一生成过程。而丽莎认为,如此的生成,只属于特定的音乐文化(欧洲文化),特定的历史阶段(古典音乐),并不适合所有的文化(例如非西 方文化),也不适合所有的时代(例如现代先锋音乐),甚至不适合所有的音乐体裁(例如原生态民歌,例如现代爵士乐)。音乐作品包括大量的“直接现象文本”。这类音乐很难像传统音乐作品一样,找到在聚合轴上做选择的痕迹。相反,它们的临场即兴演出方式,呈现聚合系断裂,甚至接近聚合系消失的符号学特征。因此,音乐作为一种独特的符号文本,有其符号学构造的特殊性。这样,丽莎就跳出了传统音乐品观中的确定符号过程,走向文本样式的开放性
吕东｜新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格尔利奇对音乐本质的重新思考
本文主要探讨丹科·格尔利奇对音乐本质的重新思考。首先，格尔利奇指出，在对音乐的哲学阐释中，一般遵从着内外部两个方向：其一是以康德学说为代表强调音乐独有的内在自律性，其二是主要依存社会限定性的视角否定这一独立性。其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为代表，他们高举“反映论”的旗帜，强调音乐艺术的社会限定条件，激烈反对“纯音乐”的理论。格尔利奇坚持认为这样两种态度都是片面的，对音乐本质的思考应该遵循布洛赫的思想，暨寻求在一种宣言式意图之中融合内外部视角的更高的综合。根据格尔利奇的观点，只有遵循一条不偏废二者其一的折中主义的道路，音乐才能够真正决定人类的本质。
王杰 胡漫 | 当代美学中的艺术与政治——艾尔雅维奇教授访谈录
阿列西·艾尔雅维奇(Ales Erjavec)教授,国际美学学会前任主席,现任斯洛文尼亚国家科学院哲学与艺术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集刊编委。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教授在关于先锋派艺术、当代美学问题、批评理论等方面均有深入的研究,在国际美学界具有很大影响力。艾尔雅维奇教授的新著《美学革命与20世纪先锋运动》2015年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将由东方出版中心于2018年出版。2016年1月8日,艾尔雅维奇教授在浙江大学出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与批评形态研究"开题论证会期间,本刊特委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王杰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胡漫采访艾尔雅维奇教授,现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阿列西·艾尔雅维奇 邵瑜莲 王杰 于琦 | 美学的革命——阿列西·艾尔雅维奇(Ales Erjavec)访谈录
2012年5月23至5月25日,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阿列西·艾尔雅维奇应邀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学,期间,人文学院院长王杰教授及人文学院博士后邵瑜莲副教授和于琦副教授对阿列西就当今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访谈。主要谈到后现代主义,他欣赏利奥塔的美学观点"美学艺术是先经历后现代时期的",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诞生之前而不是现代主义诞生之后";谈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和彼得·伯格尔的主要美学观;谈到世界美学的几次革命: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俄罗斯结构主义、法国环境主义运动等;也谈及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文化与美学革命无关。阿列西先生对中国美学的发展非常熟悉,认为中国的现代美学如果能哲学地反映近现代的中国艺术,也同样可以辉煌,而且只有中国的理论家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另外,他高度赞扬《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工作,认为是对世界美学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