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论卢卡奇早年艺术哲学中的历史观
历史是卢卡奇早年文艺理论中的关键视点（Gesichtspunkt）。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完成之前，卢卡奇以文学史（Literaturgeschichte）作为其艺术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在《海德堡艺术哲学》手稿中提出“艺术-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这一美学体系建构的核心观念。在其早年历史观中，这一观念主要体现在作为美学与社会学之综合统一的文学史方法论、非线性历史发展观、以历史为语境的阶级意识三个方面。他最早以文化批评展开对阶级意识的本体论拷问，既在社会学维度重视历史进程对主体及其生活的决定作用，又在美学意义上追求心灵的永恒及艺术作品对历史现实的超越。他将美学发展的困境归咎于阶级意识的缺失，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主体对客观世界缺乏历史性的阐释与认知。历史意识成为他此后基于马克思主义建构阶级意识理论的立场。
马建青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伦理化的尝试
文明与历史变得岌岌可危的20世纪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征了人与历史相断裂进而历史成为人的异化力量这一重要现象。于是,如何跨越横亘于人与历史之间的鸿沟便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考的基本问题之一。在他们看来,客观主义的历史编撰学和抽象思辨的历史哲学都将人的责任从历史中抽离出去进而否定了人的历史和历史性。由此,他们主张将历史伦理化,即通过个体的道德责任将人与历史统一起来。一方面,他们在现代的偶然性境况中和人性的深处寻找历史伦理化的可能条件;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将个体责任本体论化,进而在存在层面和历史层面将责任全面引入历史,以期将历史还给人自身。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将历史伦理化的尝试很难说是完全成功的,但这种努力所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却是弥足珍贵的。
马建青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乌托邦的激进想象
乌托邦概念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更新和走向实践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再相信“乌托邦的历史哲学”能为人的解放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种被“误用”的乌托邦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变成了奴役人的力量，不仅无助于人的历史性拯救，而且堵上了从当下通向未来的道路。他们基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重构的乌托邦既是人道化的乌托邦，也是否定的乌托邦，因为它既是出于人、通过人并为了人的积极力量，也是超越现存秩序并朝向可能世界的否定力量。经过改造的乌托邦始终与激进的社会政治诉求相关，因而是激进的乌托邦。但是，它是脆弱的，缺乏坚实的支撑，很难历史地实现，难免沦为空想。
马建青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式的历史想象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想理论中汲取灵感，并根据时代要求构建起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以期激发起潜在于个人之中的自由的创造性力量，通过个人的负责任的行动展现出真正属于个人又属于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和历史性。
秦佳阳|《海德堡艺术哲学手稿》:在主客互动中把握艺术与社会—历史存在
在他有生之年“不为人知”的《海德堡艺术哲学手稿》中，卢卡奇论述了一种主客体互动架构，以此揭示对艺术的把握何以可能。他提出主体的意识是一切认识活动的前提。艺术作品不是外在于认知的客观存在，而是主体意识意向性的指向存在。意向性活动中，主体对经验现实的扬弃是“后建构”的前提，同质媒介则是令审美认知得以贯彻、塑形得以完成的关键范畴。这意味着认知媒介的先天性才是存在的可能性。更进一步，卢卡奇将上述主客互动架构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为其阶级意识理论提供了灵感。
匡存玖|论泰格的马克思主义超现实主义美学
作为20世纪上半叶捷克斯洛伐克最为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学者,卡莱尔·泰格将马克思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融合,建构了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色彩的超现实主义美学。他将超现实主义定义为一种追求革命与艺术自由的辩证艺术,深入探讨了其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互补关系。在他看来,超现实主义通过批判和否定现实,揭露社会问题,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肯定现实中的积极因素,两者共同推动社会和艺术的发展。他还通过对艺术无意识过程的具体分析,揭示了超现实主义背后的无意识运行机制。在他那里,想象和幻象是艺术创作的核心,能够使艺术家超越现实,构建理想的艺术境界。艺术家通过想象和幻象将内心深层想象具象化,创造出诗意空间。理解与可交流性不仅连接个体与社会,而且连接意识与无意识,使艺术作品成为个体内心世界与外部社会现实的桥梁。这使超现实主义艺术不仅成为艺术家个人表达的产物,而且引发广泛共鸣,上升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此外,泰格还吸收了构成主义和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审美符号论,对超现实主义艺术进行了多义性分析,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艺术学的视野。
傅其林 马云鹤|论具体乌托邦精神视域下的文艺创作路径
具体乌托邦理论是由20世纪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恩斯特·布洛赫提出来的。他将虚无的乌托邦具体化为可以经由充满希望驱动的人类实践活动通达的美好境地。南斯拉夫实践派学者扎戈卡·哥鲁波维奇演绎了在具体乌托邦精神旨意导引下对文艺创作路径的积极思考，而她这份被嵌入20世纪南斯拉夫具体历史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和被置于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视域中的文艺创作路径探讨，必然会比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例证更能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