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形式意识形态”美学研究的阐释路径与价值
“形式意识形态”研究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审美理论之间复杂交融的理论联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形式意识形态”研究形成了三种理论路径，分别是詹姆逊的“辩证批评”路径、马尔库塞的“否定性美学”路径、特里·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路径。“形式意识形态”研究强化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特性及其范式特征，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化批判理论的阐释能力与理论活力，代表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面对现实文化经验问题的理论沉思和价值转换。
从生产范式到需要范式——兼论赫勒对马克思理论范式的解读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作为立志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阿格妮丝·赫勒在其著作《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中，将马克思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范式解读为需要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需要的异化、激进需要以及全面革命的问题，旨在建立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需要体系。尽管赫勒对马克思理论的这种解读开启了更深刻地思考人的需要以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理论形成中的重要性的路径，也从激进需要得到满足的角度为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条路径，然而，如果从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中生产力的含义以及生产包含的双重性来评判赫勒所解读的需要范式，则它并未完全超越马克思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范式。
黑格尔论“教化”与政治文明发展
“教化”（Bildung）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概念，有比“教育”“修养”等更深、更广的意义，其含义是把精神从个别性的粗野状态向普遍性的文明状态提升。黑格尔的教化思想对政治文明发展有很好的阐释力：从奴隶制发展为抽象普遍的人格意识；从初级国家的破裂中发展出个人主观的普遍性原则；以主观性原则为基础的现代国家的具体普遍性。这些不断发展的文明阶段表明人类精神获得了越来越高水平的教化。
弗兰克·莫莱蒂的“世界文学”思想
莫莱蒂借用中心、半边缘、边缘一类的结构范畴来构建自己的世界文学体系，以树型与波型来阐释世界文学的历史形态和传播形态，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极大争议。尽管莫莱蒂的世界文学体系和模型招致了种种批评和责难，但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是一个问题”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思考。他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态度，实质上表明其世界文学观仍具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这跟他所宣扬的立场是相悖的。在从事世界文学研究时，应该尽力克服潜藏的“我族”中心主义冲动。可以说，世界文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凝定不变的结构。
生命与形式——康德与20世纪西方美学
20世纪西方美学如今已成为一个完整的历史单元。对于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发生于这一时段内的西方美学，学界流行的做法是将其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潮流，也有不少人将其分为现代性美学和后现代性美学。这类概括原则上并无什么错误，但严格说来，却有与对象本身的疏离之嫌。这需要进行更贴合西方哲学、美学发展实际的梳理和划分。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创始人，康德以其对物自体和现象界的二元划分开辟了其后哲学发展的两条主要流向，即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其间经由叔本华之以其意志与表象的再阐释，加之尼采接续的强化，西方哲学以及在康德影响下的美学探索便呈现出分别侧重生命和形式的两种平行而不同的理论取向。如果以此为视角来鸟瞰西方美学于20世纪的风云际会，那些初看起来仿佛“各自为政”的理论探索将会显示出某种以康德论题为源头的互文关联。
海德格尔论祖国作为“存有本身”的“大地和自然”维度
海德格尔将“祖国”阐释为“存有本身”是与其“大地和自然”思想密切关联的，是在古希腊-日耳曼(德意志)与犹太-基督教(或天主教)两大欧洲传统的对峙中展开的。海氏关于希腊的“第一次开端”和德国的“另一次开端”的叙事指向了对于犹太主义的批判，是关联着家乡大地和本真自然的生存的；建构存在论意义的祖国，就是从时间出发以寻找德国精神的源头，是民族的历史性此在时间与创造者时间的实现；作为“存有本身”的“祖国”和海氏的基础存在论相关，是穹苍、大地、终有一死者、诸神所共属的命运，是不断涌现和沉落的孤独者和憔悴者，是与资本和技术对立的幽然自闭的存在；海氏对“祖国”作为“存有本身”的审美性建构，要旨在于将祖国建造为庇护人之诗意存在的居所，但其在伦理学上还相对欠缺一种共享或大享精神，也当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