赝品对现代艺术界定的解构与重构
布达佩斯学派成员拉德洛蒂揭橥了赝品在现代艺术概念建构中的特殊地位，认为艺术造假导致的非区别性具有破坏性力量，削弱了艺术作品的审美吸引力、真迹的剩余价值以及个体性，但是艺术造假又与艺术自律观念的形成纠缠于一起。本文从原创性、复制、完美仿造等方面对艺术赝品与艺术自律之间的意味深长的结构关系进行清理，以把握布达佩斯学派对当代艺术概念的重构。
马尔库什的文化现代性批判及其启示
马尔库什的文化现代性批判主要聚焦于以科学和艺术为代表的高雅文化。他认为，文化现代性的内核仍旧是启蒙，而启蒙本身包含着理性和想象的对立和互补。马尔库什对现代性和后现代的理解既不同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性的拥护者，也不同于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在马尔库什看来，文化现代性是悖论的，一方面它呈现为一股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继续发挥着整合分裂的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价值和价值观的功能。在当代，伴随着“作者已死”“艺术终结”“理论终结”的声音，现代知识话语被席卷进反本质主义或泛本质主义的“后理论”语境中，现代人生活在既有规范和标准逐渐失效的多元化、异质性的时代。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马尔库什对现代文化一般特征的描述及其内涵的深刻辨析，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独特的理论价值。
论沙夫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
亚当·沙夫是东欧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若干问题》 和 《语义学引论》被认为是其最重要的两部语言哲学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沙夫立足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关于语言的相关论述，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对经验批判主义、约定论、新实证论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语言哲学进行分析，指出其理论的缺陷及危害性。沙夫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进行哲学真理性、客观性、意义、交往等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构建。沙夫在批判中建构，在对话中融合创新，建构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原创性和先锋性，同时也流露出其理论的局限。
论沙夫马克思主义符号语义学思想
《语义学引论》是沙夫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认识论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展开了对于符号学的批评实践，突出体现了沙夫基于马克思主义语义哲学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尝试，也体现了沙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发展。《语言学引论》是沙夫在其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型时期，与《人的哲学》、《语言与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异化》等著作同系列的作品，集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人本学”和“异化论”的相关问题。本文拟从作为社会交往实践的符号-意义，作为公共关系结构的符号-意义，和作为媒介的符号-意义三个方面讨论沙夫对于符号语义学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实践。
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困境与突围——对东欧“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争的再思考
在20世纪50年代末东欧的“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争中，质疑者着重批判了文学创作的“神话化”倾向，而保卫者则是强化了理论的理想层面。论争不仅使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相关的问题得到凸显，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的矛盾和困境亦得以呈现。双方均是在社会主义“功能文学”的前提下讨论问题，对“形式”的忽视是此次论争对文学缺乏实际效用的原因。论争中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代称，其重心在于“社会主义”，因此在形式层面甚至是技术层面有所突破，真正创造出与人民性、功能性相适应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艺应该解决的问题。
后革命视域中南斯拉夫文艺重建与现实关联的尝试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1948年，南斯拉夫文艺界一直为一种革命话语所统摄；文学艺术被征用以证明某种政治立场的正确。这种征用既不考虑文艺本身的独特性，又将文艺与现实隔绝开来。基于文艺的独特性诉求，南斯拉夫在1970年代的新艺术实践以及198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文艺创作一方面将文艺看作重新理解现实的手段，另一方面又通过自身的实践与革命的同质化、一体化话语体系形成对照和张力关系，并参与进对现实权力体系的重塑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文学艺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定性，另一方面又基于自身独特的规定性生产着现实的精神产品并参与进现实的进程中。
斯维塔克马克思主义戏剧人类学批判及其人道主义精神内涵
斯维塔克的马克思主义戏剧人类学详细区分了欧洲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多种人类学模式，并从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经典历史戏剧中解读“人的模式”，探寻人的自由、创造、民主、人性、存在意义和价值等根本问题，开启了当代戏剧人类学研究之先声，更率先推进了当代戏剧人类学历史与文化理论范式的批判。斯维塔克对艺术、戏剧人类学等方面的批判，与他在“布拉格之春”前夕对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等重要问题的思考和实践紧密相连，蕴含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等多重理论批判元素。